陈祖涛(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陈祖涛：我就是陈昌浩与原配夫人刘秀贞次子)

我就是陈昌浩与原配夫人刘秀贞的次子陈祖涛。曾有人质疑我是假的，因为陈昌浩在回忆文章中说他的次子名叫洋生。其实我以前的确叫洋生，因出生于父亲出洋留学苏联之时，所以取了这个名字。但这只是小名，大名还是叫祖涛。这与我哥的情况完全类似，哥的小名叫柏生，大名却叫祖泽。按陈氏宗谱所言，我们属于“祖”字辈，因此都以“祖”排名。

陈昌浩与陈祖涛父子合影照

总有人喜欢称我是“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”或者“中国汽车的创始者之一”，但这些说法只是一些好心人或热心媒体的赞誉之辞，大家不必当真，我也受之有愧。

我们汽车工业从无到有，由弱到强；从“一汽”的艰难组建与照搬照抄，到“二汽”的自主设计与自主建造，其间充满诸多艰辛与坎坷，有些困难非常人所能遇见，但我们最终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取得了胜利。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先辈走过的万里长征一样，也是那样气壮山河，令人动容。

在这个伟大的历程中，我的确为国家汽车工业的发展作出过一些贡献，但如果非要我自己评价自己的话，我其实只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马前卒。

我与中国汽车国产化结缘，源于在苏联学习时接触到了汽车工业的一些基础理论，而自己能够幸运地到苏联去接受现代化的教育，并最终成为我国汽车工业的马前卒，则与我父亲陈昌浩于1937年突然出现在武汉有直接关系。

我出生于1928年初，那时父亲陈昌浩已离开祖国几个月，早已到了苏联的中山大学。我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。父亲走后开始还有家信往来，后来突然音讯全无。那时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，家里人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，哪里会想到他在1937年夏天不仅突然出现在武汉，而且还托人到家乡找到了我们。

就这样，一家人终于在汉口仓促见面。后来才知道他早在1930年底就已从苏联毕业回国，先奉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，不久后又于1931年春被派往大别山，从事革命根据地的建设，并很快就发展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。他与总指挥徐向前率部从大别山打到大巴山，又从大巴山打到河西走廊。就是在河西走廊，他遭遇到人生最大的滑铁卢，西路军全军覆没，他本人也由巅峰状态直接跌入低谷。

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

对于父亲的功过是非，我是他的晚辈，哪能随便评说？他曾经是一位敢打敢冲的红色将领，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谢幕，他早已成为一名历史人物。既然是历史人物，就应该由历史学者去讨论，由历史学者去评说。

《陈昌浩革命生涯》封面

父亲在河西走廊死里逃生，最终在好心人帮助下抵达西安。在奔赴延安前，他抽空来到武汉，想法与家人短暂相聚。此时距他离开家乡已整整十年。

首次见到父亲，我只有9岁，开始觉得他很陌生，但毕竟有天然血缘关系，很快就与他熟络。没过几天他就要走，计划取道西安奔赴延安。妈妈刘秀贞要带我们哥两跟他一起走，但他以一切还处于动荡不安中进行推脱，而我又喜欢赶路，几经商量，父亲带决定带我先行，等到延安安定好后，再想法接妈妈和哥哥同去。

于是，我跟随见面没几天的父亲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，在这里又突然见到了张琴秋妈妈，得到了她的呵护与关爱，她视我为已出，我一辈子都记得她对我的大恩大德。

第二年父亲因病经中央特批到苏联治疗，我又幸运随他到了苏联。往事虽然已过去几十年，我至今都记得行前父亲说的那句话：“我想带你到苏联去，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，我就带你一起去。”于是我就盼望第二天飞来的是大飞机。到了第二天，果然是一架大飞机，于是我就又成了幸运者。

随父到了苏联，他治他的病，我则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。在那里，我与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子女都是好同学、好朋友，特别是毛岸青，我们在一起住了时间最长。

1945年我从苏联的高中毕业，被设立在莫斯科的鲍曼高级技术学院录取。有人说这所学校属于苏联最好的工科类大学，此话可能有一定道理。那一年我还只有15岁，学校开始安排我学焊接，但经过一段时间尝试，我并不喜欢那个东西，便向校方一再提出申请，调换到了机床与工具专业。这个专业可向汽车制造方向拓展，正是我所喜欢的事情。但当时真的没想到，就这样把专业一改，竟然从此与中国汽车结缘，竟然在不经意间成了一辈子只会干汽车的人。

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我曾先后被安排到斯大林汽车厂和高尔基汽车厂去实习，开始与汽车真正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。1951年2月，我结束了大学的学业，开始起程回国，准备参加国内建设。

当时国家正准备接受苏联援助，在长春投资建设一汽。我于当年3月刚回国，周总理就问我想干什么，我回答说：“我在苏联学的是机械，主攻方向是汽车，回国后想搞汽车。”周总理说：“好极了，既然你想搞汽车，那就马上再回苏联吧。”我一听急了，好不容易回来是要为国家建设出力，怎么又要我回苏联呢？我当然明确表态不干。但后来经总理一解释，我又高兴地回到了苏联。原来国家当时正在和苏联洽谈建设一汽，总理想要我以一汽代表的身份参与谈判，再顺便到苏联的汽车厂进一步实习。

1952年重新回到苏联的陈祖涛

于是，我在1951年9月再次回到苏联。当时一汽虽已立项，但还没有开建，而我又是以一汽工作人员的身份再次回到苏联工作的，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总有人爱称我是“一汽的第一名职工”。如果我那时真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，我可真的要感到骄傲和自豪呢！

1953年7月，一汽正式开建，但我已提前为它工作了近2年，也是一件值得回味的事。为了推动相关项目的落地，也为了一汽早日建成投产，我总是在中国与苏联、长春与北京之间的路途上来回奔波。总的来说，从1951年春天毕业回到，到1956年7月一汽建成投产，我先后担任过一汽驻苏联代表、设计处主任、工艺处长等职务，亲自参与了“一汽”从选址、设计、基建、安装、调试到投产的全过程。这此宝贵的经验，对我后来的工作弥足珍贵。

在一汽工作的那些年，是我人生中最青春的岁月，我不仅亲自参与了从筹备到投产的全过程，而且有幸见证了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辆轿车，也就是东风轿车的问世。在此期间还有一件非常令人振奋，非常令人鼓舞的事情。受国家相关部门委托，为了向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，我带领技术攻尖团队，仅用33个昼夜，就成功组装出第一辆红旗样车。

1965年，二汽被正式列入国家“三五”计划。我因为有筹建一汽的特殊经历，被确定为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成员。那一年我37岁，是五人小组中最年轻的。遗憾的是，不久后“文化大革命”暴发，红卫兵开始造反。我因为既有个人留学苏联这一经历的问题，又有父亲那些在当时永远也说不清的问题，被造反派从湖北十堰揪回长春，反复挨批受整。后来，又被以莫须有的反革命分子罪名，送到吉林农村接受农动改造。

1973年，国家形势开始发生好转，我个人也再次迎来干事创业的春天，不仅撤消了劳改份子的帽子，而且从乡下回到了城市，更令我惊喜的是，国家相关部门突然任命我为二汽首任总工程师。于是我在44岁的那一年，又重新回到自己喜欢的汽车岗位，又可以为国家生产汽车献计献策。

白白逝去的那些时间虽然令人惋惜，但只要加倍努力还是可以适当弥补。好在我当时年满44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我在家人的支持下，在12个副总工程师和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的配合下，开始全身心扑在自己喜欢的汽车事业上。

晚年时期的陈祖涛

1978年，二汽正式投产，年产量5千台，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，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。1981年初，根据国家总体安排，我被选调到北京，参加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筹备。在筹备工作取得进展后，又于次年正式调入。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，先任总工程师，后任总经理，不久又开始担任这个组织的党组书记，仍然从事着与汽车有关的事情。

陈祖涛回忆录封面

我这个人没有其他本事，这一辈子就仅知道汽车这个事，就喜欢干与汽车相关的事情。到底是与早年留学苏联所学有关，还是冥冥中上天自有安排？还真不好说，反正我这一辈子是既为汽车而生，也为汽车而活。我虽然不可能参加到父亲功过是非的讨论中，但我还是可以给自己的一生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：我其实只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名马前卒。